168体育平台登录“教润”兴工报华夏 “技泽”湖湘写荣光

　　全面抗战期间，一条用血肉筑成的“后勤长城”——滇缅公路，成为决定中国生死存亡的“生命线年前，有研究滇缅公路历史的学者发现，很多奋不顾身投身建设的工程师都毕业于湖南省同一所学校——“楚怡工业学校”。

　　，捐躯流血，是苦战；教育，舍身磨血，是“学战”。抱定这样的信念，1909年，来自湖南新化的爱国青年陈润霖，立志“教育救国”“工业救国”，在海内外志同道合者的相助下，于长沙创办了湖南私立楚怡初等工业学堂(下称“楚工”)。突破传统手艺“学徒制”藩篱，开启工业化时代职业技术教育“学校制”先河，陈润霖和他的同道、后继者们从办学初期励精图治，到抗日战争时期百折不挠，再到新中国诞生后持之以恒、发扬光大……楚工在艰苦卓绝中弦歌不绝、开枝散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经世致用的职业技术人才，为湖南乃至全国相关教育体系建设、先进装备制造和战略矿产资源开发等产业发展夯实了根基。

　　“东方的曙光，空谷的足音。”人们这样评价陈润霖和楚工。“爷爷办学四十载，一生经手财物不可胜数。他严于律己，两袖清风，去世后家人无奈只能举债下葬，当时连墓碑都没有立。但他创办的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为他建造了一块永不消失的无形丰碑。”陈润霖的孙子陈继先说。

　　鸦片战争以后，在民族危亡之际，无数仁人志士挺身而出，以各种方式挽狂澜于既倒，撑大厦之将倾。其中，就有“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

　　以曾国藩等为代表的洋务派在早期工业制造机构内附设培养技术人才的学堂；左宗棠、沈葆桢等兴办福州船政学堂，开展产业技工培训；张百熙等人促成“壬寅学制”问世；1912年，时任教育总长蔡元培提出实利主义教育方针，把实业教育列入国民教育系统；1922年，北洋政府确立“职业教育”的名称，实业学校随之更名为职业学校。至此，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制度逐步形成。

　　1901年，在日本东京弘文学院，作为湖南省首批选派公费留日学生，22岁的陈润霖目睹了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富民强的景象，深感震撼，与同学倾诉：“清、惧外媚外、丧权辱国，我辈青年自当驱逐鞑虏、振兴中华，而重教兴学、为国育才实为第一要务，愿与诸君共勉之！”

　　三年学满，陈润霖成绩出众，很受校长嘉纳治五郎器重。嘉纳治五郎询问他今后志向，陈润霖慨然答道：“归国后不愿为官，愿以兴办教育为己任。”

　　陈润霖从日本学成归国后，很快就辞去公职，在长沙创办楚怡小学堂，校名取“惟楚有材，怡然乐育”之意。

　　进一步，陈润霖遂于1909年筹办楚怡初等工业学堂，并于1910年正式开学。1912年，学校更名为私立楚怡中等工业学校。随着办学规模扩大，楚工逐步确立起以机械、矿冶和土木三大重点学科并举的办学方向。在办好“楚怡系”学校同时，陈润霖还以超乎常人的远见和能力推动了湖南师范教育体系、“湘雅系”医学教育体系建设，成为当时名满天下的教育家。

　　“楚工是时期我国职业教育的一个先行者，也是湖南办学成绩突出的职校之一。”潜心研究多年的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黄小用说，楚工带动了湖南乃至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的蓬勃发展。

　　1912年，湖南已有初、中等实业学校74所，占全国17%；在校学生4817人，占全国15%。同年，全省普通中学29所，在校学生4478人。湖南学务司特颁《湖南暂定学制大纲》，实业教育被明确列入规范。潇湘大地，成为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一方热土。

　　“勉我少年兮，前途万里今日行。爱自由兮自治，爱独立兮自营。强身强国，精神以导，何事不可成。共勉为君子兮，以贻本校之光荣。”楚工的校歌，洋溢着大义。

　　由于经费短缺，最初的楚工校舍占地面积仅400平方米，以一座大宅的客厅为教室，家祠作卧室，前厅作实习工场，虽因陋就简却精神抖擞。从1914年起，在政府及社会名流的帮助下，楚工在长沙稻谷仓（地名）逐步兴建了三层西式教学大楼，并建起机械工厂、翻砂厂和铸造厂房，基础设施规模日益扩大。

　　为适应专业教育、更好培养人才，陈润霖主持的楚工将师资建设当作发展的重点。建立之初，学校广纳贤才聘请了一批外籍教师。随着事业发展，师资延揽重点转向有海外留学经历的中国优秀教师，如深受学生爱戴的丁壮猷老师就是一位优秀“海归”。

　　在生源与学制方面，楚工最初招收高小毕业生，采用预科1年、本科3年的培养模式，新生入学后成为预科生，经过一年预科课程学习后开始本科学习。

　　初创虽艰难，但发展势头迅猛。1926年在湖南省教育司改革职业教育学校措施的推动下，楚工更名为“湖南私立楚怡工业学校”，作为高等工业学校继续办学。

　　与楚工同时代的很多职教学校，存在办学理念落后、缺乏对社会需求分析与调查、专业设置与生产建设脱节严重等弊端。有鉴于此，陈润霖将楚工办学宗旨定位于满足实业经济发展需求的技能人才，致力于服务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

　　20世纪初，中国的棉纱行业一度被日本企业所垄断，相关民族企业在日商排挤下踯躅难行。为振兴国货，楚工设立机械科，培养金工人才，毕业生前往湖南纱厂担任技术骨干，帮助提高生产技术与产量。

　　1928年，国家公路建设人才紧缺，当时湖南仅湖南大学设有土木系。楚工随即开设土木专业，培养大批土木人才建设湖南公路。当时人们常说“没有楚工学生就没有湖南公路”，就是对楚工办学成果的充分肯定。

　　学校聚焦近代工业发展需求，以机械科、矿冶科和土木科三大重点科目并举办学，培养机械工业、矿冶、路桥建设人才，促进了地区矿业、土木等工业的发展，专业建设适应国家战略需要，专业结构匹配了当时的产业发展。

　　楚工坚持“知行合一”的课堂教学理念，倡导“为干而学，在干中学”的教育理念，强调创造适合学生知识与技能发展的教育环境，努力建设专业教室和实训工厂，注重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实操能力，切实提高学生技术技能。

　　“每每谈到楚工的经历，我脑海中蹦出的第一句话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因为楚工的作风就是注重技能实践，而当时别的学校一般没有这种做法。”楚工学生曹三平曾回忆说。

　　楚工优先聘用有一线实践经历的专门人才担任教师，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将课堂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生产中。对实践课程，楚工以能否动手实践作为考核学生成绩的标准之一。学生如只能将理论知识背得滚瓜烂熟，却不能在实践课中动手操作，就不能从楚工顺利毕业。楚工将绝大部分办学经费投入实验室建设和器材购买。当时，机械科有各类机床20多台，土木科有进口精密经纬测量仪器等装备，化学科的实验器具和各类矿石标本一应俱全。

　　受此熏陶，在那个年代，楚工毕业生因能“做到手脑并用，知行合一，坐下来能制图设计，走出去能实践干活……掌握真本领”，备受社会赞誉。

　　“楚工专业的设置紧跟社会发展的步伐，高度契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并适时调整和改变，楚工毕业生就业率在职校中堪为典范，这也是楚工长期保持发展活力的重要原因。”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刘建湘说：“楚怡中等工业学校主导着近代湖南职业教育的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

　　为了专心办好“楚工”，陈润霖淡泊名利。先是辞任湖南省教育厅长，后婉拒担任江苏省和浙江省教育厅长的邀请，倾力兴教，陈润霖及其后的职教先贤的孜孜以求，促使湖南职业教育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领先全国，楚工更是其中的佼佼者。鼎盛时期，全国职业学校共256所，湖南便占到五分之一；在校学生31897人，湖南占六分之一。

　　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国的教育也遭遇前所未有的灾难。

　　1938年第一次长沙会战引发的“文夕大火”，将历史文化名城长沙大部分城区付之一炬。熊熊烈火中，楚工长沙校区被彻底烧毁，除先前转移到新化县的一部分仪器和图书外，楚工多年的积累都化为乌有。

　　1941年，初中毕业的张志泗在长沙考入楚工矿业科21班。为了上学，他从长沙的断壁残垣中出发，翻山越岭，长途跋涉，负笈直奔新化，在硝烟战乱中得以保全珍贵的求学机会，这也成为他和楚工学子们“一生的精神财富”。

　　西迁新化，楚工办学既要面对日本战机的频繁空袭，又要应对校舍不便、师资力量严重不足，同时还得解决办学经费捉襟见肘等问题。为解决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陈润霖想尽办法招聘了31名国内大学矿冶等专业毕业生来保证教学的正常运行。

　　当时，新化县城没有可用的校舍，陈润霖带领楚工师生们在城外白沙洲建设战时校区，规模虽未能达到长沙稻谷仓校区水平，但能基本满足学校正常教学需求。

　　尽管陈润霖和师生们衣衫褴褛、经常食不果腹，但楚工仍在校内建起实习工场，像“蚂蚁搬家”般逐步添置柴油机、煤气机、车床、钻床等设备，建起了两座铁炉、一座铜炉用于铸造。学校还与周边兵工厂、公路修理厂、机械制造厂等企业结对，安排学生前往实习。学成走出校门，大部分楚工毕业生就义无反顾地投身前线，用一身过硬的技术为抗战服务，很多人付出了鲜血乃至生命的代价。

　　“为适应战时需要，这个时期楚工培养的多为机械、矿冶专业学生，为军工制造和战略矿产资源开采提供了人才支持。”黄小用说。

　　战时，许多民办学校销声匿迹，大多公办学校不是停招就是合并，其间湖南有12所职业学校停办，楚工最困难时期一度只剩100名学生。但排除万难，楚工师生凭着顽强的意志，一直在白沙洲校区坚持办学直至抗战胜利。

　　矿冶科17班的唐帛铭老先生曾回忆说，他在1938年就读于长沙稻谷仓校区时，“敌机曾偷袭长沙，在警报声中，同学们仍镇定自若，坚持学习”。而后搬迁至新化，原班同学依然陆续赶来复学，“甚至还增加了一些新面孔”。

　　在新化白沙洲的楚工，烽火离乱与文教弦歌交织成了撼人心魄的乐章。在战火中、在动荡中，楚工人在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的危难境地中顽强、抗争、发展，贯穿着一种让后人敬仰的崇高精神力量。

　　抗战胜利后，许多学校迁回长沙复校，楚工也计划复校长沙。筹措复校经费期间，校长陈润霖不幸染，于1946年逝世。在各方师友的强烈呼吁下，政府同意拨款，再加各方校友的解囊支援，楚工得以在长沙复校。

　　虽然随着内战爆发，校区建设并不顺利，但楚工建设却未曾放松。1946年至1949年间学校招聘教师40名。在优秀师资力量的吸引下，楚工的招生规模大幅增加，这些毕业生后来大多成了新中国建设的栋梁之才。

　　楚工以“实业救国”思想立校，旨在培养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且志在工业的人才，以挽救国家危亡，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谋求中华民族的独立与繁荣。

　　陈润霖先生亲任楚工修身课教学，在大礼堂讲学，他反对陈腐的封建思想，提倡科学与，引导学生加强自身修养，鞭策学生立大志，勤奋好学，积极投身国家的建设事业。

　　在黄小用看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振兴中华民族是楚工德育的纲领，这一爱国主义思想受到“五四”运动的洗礼后更加坚定和凸显。

　　在“爱国、求知、创业、兴工”办学理念的引领下，楚工学子在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抗争中抛洒热血，在新中国工业化发展进程中艰苦耕耘，也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辛勤奉献。

　　机械科35班的唐仲秋，参加抗美援朝，后转战西北荒漠，在戈壁滩上参与研制“两弹一星”，前后达30年；

　　机械科35班的贺国辉，组织第一代液压支架的研制、定型及系列品种生产，完成矿井主要提升、运输等20余项重要革新项目，多次获得科技进步奖；

　　土木科14班的唐展卿，1978年采用多点同步顶推法架桥，填补了国内业界空白，获省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

　　矿冶科17班的唐帛铭，先后在湖南大学及中南工业大学任教，出版译著8种、专著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