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体育平台登录离开“世界工厂”之后工人下一步该怎么走？

　　【导读】今年上半年，东莞GDP增速跌至全省倒数第一。东莞失速意味着“世界工厂”这一增长模式在如今的外贸环境下遭遇困境，产业升级已迫在眉睫。

　　发展新兴产业和产业升级的任务，在微观上终究要落到具体的人身上，产业升级意味着工人技能水平也得升级。但本文指出，工人技能水平较低已成为产业升级的重要制约。在“世界工厂”发展模式下，工厂生产低附加值产品，以低价作为卖点，工人不需要专业技能，我们在技能培训上也缺乏投入。这导致当前的劳动力市场上，高技能工人出现结构性短缺，企业就算想“升级”，想引入高技术设备、发展高附加值产业，也缺少高技能劳动力。

　　技术形成是一个复杂的经济过程。文章回顾了中国在不同产业发展阶段的人力资源策略，并指出，当前我国由政府主导的技能形成体系在提升工人技能上存在三个局限，难以解决“技工荒”，必须引入一定程度的市场机制来纠偏，才能促进技能供需平衡和高质量发展。作者提出多个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强调未来制定技能政策时，也应确立市场导向和需求驱动的原则，根据产业升级的规律和技术进步的趋势，建设职业教育和技能供给体系。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3年第6期，原题为《技能升级如何匹配产业升级？——从国家主导到面向企业需求》，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2023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数据显示，在全国24个GDP超过万亿的城市中，东莞的增速只有1.5%，在广东省内更是被5.0%的平均值拉开差距。作为世界工厂的原型，东莞增长失速意味着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所内生的盛衰转换周期仍然支配着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即旧的比较优势丧失时，如果不能通过产业升级形成新的比较优势，经济增长就会放缓，并且面临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说，东莞面临的困境几乎是“世界工厂”发展模式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也可以视为一个转折点，预示着要为经济增长寻找新的动力和方向。

　　全球价值链研究将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定义为生产活动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移动”，这可以从多个方面来理解，比如转向生产更精密的或更高质量的产品（产品升级）、通过生产重组或引入新技术来提升效率（过程升级），或者从代工生产转向打造品牌（功能升级）。这些不同类型的升级策略围绕企业“提质降本增效”的经营目标展开，它是重新获取经济增长动能的重要抓手。但仅有“物”的因素是不够的，因为“人”的因素同样重要，人力资本提升在产业升级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从人的因素看，中国的经济转型实质上是指增长的源泉从人口红利转向人力资本红利，而凝结在工人身上的技术技能的变迁是核心要素。在人口红利时代，企业注重以价格为基础的市场竞争，广泛应用“去技能化”的生产技术，产品和服务的技术含量较低，对工人的技能要求也是如此，导致生产效率和工资率都不高。由于企业对工人进行技能培训的意愿不足，内外部劳动力市场出现结构性技能短缺，这又制约了企业应用新技术、引进先进设备的积极性。

　　因此，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就是要打破企业发展的“低技能均衡”，走向“高技能均衡”，使企业依赖高技术工人来提升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扩大市场份额，获取高附加值，并且积极投资工人的技能提升。英国、日本等发达工业国家的转型经验表明，以价格而不是质量为基础的竞争不可能实现持续的繁荣，只有依靠高技能、高附加值才能保持竞争优势，而职业教育培训制度被看作英国、日本摆脱低技能均衡，进入高技能均衡状态的基本途径。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依靠“世界工厂”模式完成了工业化的第一阶段，正在向高质量发展迈进，在这个转型过程中，人力资本应该如何同频共振是本文关注的主题。很多研究者都认为技能的获得与投资是一个国家经济成长的引擎，可以带来良好的经济表现。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在1960年便强调对教育的投资可以提高个人的生产力，借由知识与技能的传递也能够使得工作更有效率，最后可以提升GDP。

　　在助推技术变革之外，人力资本也是一个经济体物质资本投资额的重要决定因素，因为人力资本水平高，机器设备的使用效率就高，投资回报率就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产业升级不仅体现在生产设备和管理技术的升级，更要让工人实现技能升级，这样才能促进高技能均衡的经济增长。

　　但是提升工人的技能，无论是个体的还是整体的，都不是一件易事，因为从理论上说技能的供求是一个复杂的经济学过程，包含了谁需要技能形成、谁提供技能形成、谁投资技能形成等多个面向，而政府、企业和个人都是利益相关方，发挥不同的功能并进行博弈。

　　劳动力市场的技能供求跟经济增长模式、产业结构以及生产技术等因素紧密连接，不同的国家和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往往采取不同的人力资本策略，简单来说可以分为供给驱动和需求驱动两种类型。从“谁需要技能形成”的角度看，企业和政府的关注点有所区别：对企业来说，技能是生产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低成本竞争策略会弱化企业的技能需求，因而通过“去技能化”来控制生产过程符合其根本利益；而对政府来说，教育培训具有公共物品性质，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需要根据经济发展规划对人力资源需求做出预测，并提前培训出一定数量的人才储备。

　　历史发展经验也验证了这种差别。在英美等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下，福特制生产方式盛行，大规模的标准化流水线将复杂的生产过程分解成不同工人分别承担的简单任务，工人技能的价值被弱化，企业没有必要投入资源去培训工人的专业技能，其结果是劳动力市场出现技能短缺。而在发展型国家，政府将职业教育培训视为一种经济手段，通过大量投资中小学教育为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增加（半）熟练工人的供应，创造了“东亚奇迹”。此外，政府还通过产业和贸易政策来影响企业的技能需求，特别是在决定向高附加值产业发展时，东亚发展型国家也在决定劳动力需要哪些技能。

　　就技能供给而言，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学校教育和企业培训都是重要的技能形成途径，这两者是互补关系，因为某些技能的发展既要求有专门教育又要求有工作经验，职业教育是由学校提供，而工作经验是在企业获得。在职业学校中，作为准工人的学生学习通用型知识和一般性技能，为进入职业阶段做好准备；在工作场所，工人们通过“干中学”（在职培训）来积累经验，掌握专用性技能，并提高使用技能的熟练程度。这两种方式都能积累人力资本，其中教育投资产生内在效应，为技能形成提供基础，而“干中学”（在职培训）产生外在效应，往往是直接形成技能的主要途径。

　　无论是教育投资还是“干中学”，都需要一定数量和质量的资源投入来间接或直接影响技能形成。在国家主导的技能形成体系下，政府通过各类职业学校来提供技能培训，公共财政是主要的投资来源；而“干中学”主要是由企业和工人来分担技能培训的成本。由于提升工人的技能是一项成本不菲的投资行为，且存在“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风险，因此国家和企业会基于制度逻辑和历史脉络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技能形成政策。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基于控制劳动过程和避免“外部性”的考虑，而更倾向于不投资工人的技能提升；而协调市场经济体和东亚的发展型国家更注重发挥政府、行业协会和工会的作用来增加技能供给。

　　进一步来说，国家和企业对教育培训的投资与不同发展阶段对工人技能需求的变化密切相关。研究东亚劳动关系和就业制度的一些学者建立了一个两阶段模型，来解释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在工业化的初期，发展中国家利用低工资和弱工会等“比较优势”来吸引初始投资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在一定时期内创造快速增长；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劳动力市场发生变化，人口红利消失，工资面临上涨的压力,这些要素条件的改变导致经济失去最初的“比较优势”。

　　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原则上可以采取两种应对措施：其一是通过限制工资、压制工会和集体谈判等手段试图维持低工资、弱工会的比较优势；其二是适应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将工资与生产率挂钩，通过投资教育和培训来提升工人的技能，形成高技能均衡的良性循环，即企业依靠工人的技能来增加生产的附加值，提高利润，进而向工人支付更高的工资。

　　由于公共教育本身并不能保证投资升级到更高附加值的生产，企业必须要加大培训力度，提升绩效工资，采用灵活的工作组织形式，让工人更多地参与到高附加值的生产中来；而政府要为企业内部培训提供激励措施，如设立培训基金，并引入以生产率为导向的工资政策。企业和政府以提升工人技能为中心的人力资本策略是相辅相成的，能够为经济进一步增长创造条件。

　　支撑中国经济奇迹的“人口红利”有必要从工人技能的角度重新诠释，这样才能为下一阶段的高质量发展挖掘新的人力资本红利奠定理论和实践基础。“人口红利”的技能特征是指，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仅要求农民工具备最初级的教育来完成简单的操作工作；而泰勒制生产管理把去技能化发挥到极致，工人在流水线上只需要快速重复单一的动作。

　　出口制造业如此之低的技能需求传导到政府端的政策结果，就是发展义务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从发展型技能形成的视角来看，这两者是匹配的，因为农民工的学历以初中为主，且大都没有经历过专门的技能培训，他们往往是通过“边干边学”“拜师傅”“朋友教”等方式获得与工作相关的技能。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奇迹的人力资源支撑在于不同层面的改革措施创造了一支接受过初等教育和培训，且具有高度纪律性的劳动力大军，满足了企业低附加值产品生产的技能需求。

　　但是，以东莞为典型的“世界工厂”发展模式正遭遇发展的瓶颈，其中的关键是要素投入显著增加，工资成本提高。此外，来自新兴工业国家日益激励的市场竞争和发达工业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加剧了出口型制造业面临的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制造业要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必须抓住新工业的技术窗口，推动生产过程的自动化、信息化和数字化来提高劳动生产率。

　　当企业开始技术改造，引入更多的自动化设备时，对掌握相应技能的新技术工人的需求就会持续增加，否则新设备的利用率和生产率无法最大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提升工人的人力资本不仅是重要的增长源泉，而且也是推动创新和提高生产率的必要条件。但是，如果教育培训制度没有培养足够合格的劳动力以满足企业新产生的技能需求，而企业也对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缺乏正确的认识，就会反过来制约政府和企业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成效。因此，在经济转型时期，国家和市场都需要释放出激励提升工人技能的正确信号。

　　以智能制造行业为例，过去几年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产业政策来促进传统制造业技术改造，企业生产管理的自动化、信息化和数字化程度不断提升，其人力资本意涵是先进的机器设备需要更高技术技能的工程师来看管照料。在此背景下，笔者从谁需要技能形成、谁提供技能形成和谁投资技能形成三个层面来介绍智能制造工程师的技能形成模式，并根据实践效果来评价国家和市场的角色分工与执行成效。

　　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升级路线是自动化与数字化相结合，并以机器人的大规模应用为基础。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的统计数据，截至2022年，中国的工业机器人保有量已经超过135万台，尤其是汽车、3C电子等支柱产业的自动化程度大大提升，使得企业对掌握工业机器人及非标自动化技能的应用工程师的需求也不断扩大。人社部发布的2022年第二季度“最缺工”职业排行，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与运维员的缺口最突出。

　　劳动力市场的紧缺状态传导到企业的结果是用工成本增加，目前机器人调试工程师的起步薪资达到8000元/月，从工资水平来看，这个岗位算是制造业为数不多的好工作。作为一个增量市场，它对政府、企业都发出了激励信号，成规模地培养机器人应用工程师对产业转型升级、企业降本增效、工人技能和工资提升都有积极作用，能创造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企业是技能需求的直接感受者，管理层在决定引入自动化生产设备的同时就必须考虑到人力资源的匹配，因而会挑选一部分现有员工进行内部培训，使他们转型成为机器人工程。